我记忆中的春节

最早的春节记忆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8岁？10岁？那是一个时代……

        故乡的春节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而在几十年的斗转星移中，变化的不仅仅是沧海桑田，还有那淹没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渐行渐远的儿时的春节记忆。

        我生活的30年前的农村仍然属于一穷二白的时代，家家户户以种田为生，一年两季，间作套种，在最炎热的夏天是收割冬小麦的最佳时间，秋老虎徘徊不走，昼夜温差很大的秋天是收玉米，刨花生的最好时候。

        那时候的庄稼不像现在只有小麦和玉米，红薯，大豆，谷子，高粱，棉花，花生是家家必种的农作物。

        那时候大热天在庄稼地里摘棉花、抡起三叉刨红薯、蹲在地里捡花生、一人高的玉米丛中掰玉米并没有文学作品里描述的那般美好，每到暑假或者周末回家，我的脖子上总会留下不少血印，那是在玉米地里拔草时，玉米叶子的边缘划过的痕迹；裤子上总是留下怎么洗也洗不掉的青痕，那是蹲着捡花生时，花生的叶子留下的浸渍，大学军训时的军装我保留了很多年，因为那是暑假期间我下地给麦子打农药时全副武装的道具，有了军装的保护，我可以免受农药的侵蚀，更重要的是不容易被火辣辣的阳光晒黑和晒伤，据不完全考证，笔者现在面色为黑均是那时留下的印记。

        本文的主题是春节，之所以前面做了这么多的铺垫，是希望通过回忆把自己拉回到那个我曾经熟悉现在已经陌生的故乡。

        那时候日常穿的衣服打补丁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并且大部分都是捡的亲戚的哥哥姐姐们穿过的二手甚至三手衣服，只有在春节才会有新衣服可以期待，特别是在大年初一 一早穿上新衣服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那种雀跃感后来几乎找不到了。平时零食更是接触很少，那时候能得到一把糖果或者一袋方便面的心情现在我竟然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汇来形容。

        那时候的年，我印象中进入腊月二十三，也就是小年这一天基本上就进入了过年模式了，赶年集是必修科目，我会跟着爷爷，有时候是跟着父母亲去集市上买年货，猪吼狼叫，鸡飞狗跳的集市充满了浓烈的春节气息，琳琅满目的鞭炮和呲花让人应接不暇，属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家的二小子骑着刚刚兴起的摩托车在人流如织的大街上穿行，刺耳的喇叭声用现代的词语来说就是赤裸裸的炫富。记不清是那一年了，喇叭裤特别流行，穿着喇叭裤，梳着林志颖式的三七分或者郭富城式的四六分发型的情窦初开的青年看到顺眼姑娘时肆无忌惮的呼哨声，伴随着和姑娘一起赶年集的老奶奶露骨的乡下骂街声，物资的匮乏让整条街的上空弥漫着久久回荡的讨价还价声，这些乏善可陈的画面不是出现在路遥或梁秋生的文学作品中，是由那个时代所背书的现实，是人们真实生活的折射。

现在孩子们所背的过年的童谣在那时具有非常写实的意义，二十六蒸馒头，二十七插柏枝，二十八贴灶码，二十九喝年酒，三十儿包饺子儿，这期间每一家每一天都在按传统稳步推进，过年的计划性特别明显，正是这些过程才使年味儿变得浓厚，变得值得期待。母亲蒸的花馍、豆馅包子，炸的面托儿、丸子、糖糕以及剪的烧纸，迎的家谱，贴的灶爷、财神爷、老天爷，每次吃饭之前的祷告都是极具年味儿的家常之举，看着家家户户腾腾升起的炊烟，意味着年真的来了……

       大年三十晚上的烟花表演是过年的重头大戏，天不黑的时候，胡同口就有端着碗吃着饺子的人们在左右张望了，有吃饭早的就拿了玉米杆捆成的捆儿放到街当中，点着后火光冲天，俗称烧岁，每家每户都会拿出至少一捆的易燃秸秆堆上去，所以燃烧会持续很长时间，用后来的词儿有点像“篝火”。

       那时候方的烟花真正出彩的是自制的，相对于现在，当时集市上卖的烟花种类相对单一，花色不多，虽然看着琳琅满目那也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所谓的自制烟花其实是用胶泥做成窝窝状，晒干了，把火药、铁屑以及我已经记不起来的一些东西按比例配好，放到窝窝里，用泥封好口，在窝窝的顶端留个小孔放入引信，这样一个烟花就做成了，窝窝的大小是评判呲花是否豪华的唯一标准，这种自制呲花有很强的反坐力，放的时候需要用几个砖头压上才不至于乱跑，有时候能呲十几米高，甚为壮观，早些时候是每家自行准备，后来是以胡同为单位凑钱，慢慢的演变成了不成文的竞赛，哪个胡同的呲花呲得高，覆盖的面积大，聚集的人就多，这个胡同的人就觉得长脸，现在想想，虽然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事故，这种自制火药品的方式还是挺令人后怕的。

       我的家乡相对贫穷，这反而使过年的传统习俗保留的相对的完整和长久，最具代表性的习俗就是拜年时磕头了，真正的双膝着地，大年初一四点多就要起床，俗称起五更，起床的时候母亲已经把供奉用的俸品加热并摆到了各路神仙的供桌上，院子里撒上满地的芝麻杆，意味着新的一年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我们也会迫不及待的穿上早早就放到床头的新衣服，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催促起床的次数将变得越来越多。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爷爷奶奶，父亲母亲等长辈磕头，磕头的时候嘴里要说拜年的话，“爷爷，给您磕头了”，然后给家谱磕头，给神灵磕头，放鞭炮，开门迎乡亲入门拜年，我会随着同姓本族中的老少成群结队的前去各家磕头拜年，从村东头磕到村西头，只要是长辈，在大街上见了面也会随时随地跪下磕头，哪怕在雪天，一年来的不快可能就会在一个拜年头中相逢一下泯恩仇了，被磕头的人对小孩子要拿出糖果做压岁，对成人则掏出香烟来分发，整个村庄人头攒动，人丁兴旺的一大群浩浩荡荡，人丁贫乏的则三三两两，心中会有自卑感，这也是在农村重男轻女原因之一，人多了，才有势。天亮的时候大部分也就拜的差不多了，大街上会有在自家守家谱迎接别人拜年而不能跟随大部队一起的也出来给年长的拜年了，本村的亲戚或者干亲戚因为近也选择大年初一挎着篮子以走亲戚的形式拜年去了，鞭炮声也变得稀拉起来，新年的第一天最忙碌的时候算是过去了……我自从上了高中以后就不愿意起那么早了，一是对新衣服逐渐没有了感觉，二是性格内向的我感觉越来越不适应那种闹哄哄的拜年方式，三是每次磕完头膝盖就要疼好几天，渐渐的我对这种过年方式变得越来越抵触，磕的头也变少了，只是跟同族中的长辈，同胡同的邻居以及本家的姑姑、叔叔们磕头了，再后来等我的晚辈给我拜年的时候，我收到的拜年头就更少了。

       初二到初十基本是闺女回娘家的时间，闺女带着女婿，外甥，外甥女浩浩荡荡的回娘家走亲戚，最初是骑自行车，后来是电动车，再后来是摩托车，现在几乎家家都是小汽车，交通工具换了，但是走亲戚的重要性丝毫没有减弱，在宗族林立，盘根错节的乡村关系中，无论是大事小情，特别是农忙时节，闺女作为一门中最近的亲戚，是有直接的血缘关系的，相对于拐弯儿的堂表兄弟，亲兄弟姐妹之间还是具有天然的亲近，所以每到闺女走娘家那些日子，有闺女的人家都能听到吆五喝六、猜拳拼酒，最后有哭的，有闹的，有喊的，有叫的，那八成是在耍酒疯，我曾多次见过我的两个姑父和我父亲逢年必见，见面必喝，逢喝必醉，每次都会有人摊到桌子底下，现在和我父亲聊起这事儿，他总会不经意间流露出对那些时光的留恋，可是我的姑父斯人已逝，只剩追忆！

       作为80后中的一员，亲眼见证了过年时的变与不变，1978年之前的20多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之后的40年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社会财富再分配之间的矛盾变成了主要矛盾，2017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再次变迁，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些主要矛盾的变迁直接反映到了普通老百姓过年的方式和餐桌上，在和我的父母聊天的时候我们都会忍不住感叹，社会还是在大大进步了，物质的发展也是迅猛的始料未及，也曾和同事聊天的时候谈到过年放假时间短的问题，作为中国社会最重要、中国人心中最看重的传统节日，由于假期太短而无法回家过年的人不在少数，这在改善落后生产力和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大背景下制定的休假政策是否仍然适用，现代人普遍认为的年味儿变淡的现实和太短的假期有多大程度的因果关系，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从生活水平的角度来看，平时像过年，所以过年跟平时也没有太大区别，所以“年”在我们的心中仿佛愈走愈远，就我个人而言，儿时的年虽然艰苦，现在来看甚至是“寒酸”，但是那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却时时挥之不去，尤其是在年关将近的时候，有位德国的女政治家说过，我们处在忘记过去的危险中，别说忘却内容本身，单单这样一种遗忘，意味着我们丧失了自身的一个向度，一个在人类存在方面纵深的向度，因为记忆和纵深是同一的，或者说，除非经由记忆之路，人不能抵达纵深。